深化改革纾解信用扩张最后一公里

　　通过对我国银行业进行进一步的市场化、国际化改革，通过监管体制与内部激励相容机制的调节，我国银行体系能够突破信用扩张的“最后一公里”，商业银行将迎来资产负债规模的进一步扩张，而这是我国当前逆周期调节政策周期之下，迫切需要银行体系完成的重大使命。

　　在市场经济日渐发展、金融监管日渐强化的今天，银行过度汲取社会资本，却难以再不计成本对实体经济进行信用扩张，这就促使我们尽快建立一个以法制与信用为基础的现代金融市场。唯有金融市场可以化解银行体系对实体经济进行信用扩张的固有风险集中难题，从而真正支持社会融资需求。

　　2018年，我国的货币政策实现了从实质偏紧向松紧适度的转变。为了降低银行负债成本，促进民营企业、小微企业融资，央行于2018年实施了四次降准，累计释放基础货币两万亿元以上。2019年1月4日，央行又两次下调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各50个基点，累计释放资金约1.5万亿元。考虑到1—2月份有包括MLF一季度到期、缴税、地方债提前发行等较多资金回笼，春节跨年资金需求旺盛，本次央行实际净投放资金规模大致在8000亿元。回顾这五次降准，银行间流动性实现了极大宽松，而实体部门的融资条件却难言有实质性改善。银行向实体信用扩张的最后一公里症结何在？又如何纾解？

　　银行间流动性的宽松与实体融资的困境

　　今年降准之后，银行间市场流动性持续保持合理充裕。相关数据显示，当前银行间市场流动性非常宽松，这里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跨年后1月初的流动性都会比较松的季节性因素；二是降准落地，市场对资金面的宽松预期得到进一步强化。十年期国债到期收益率随着短端利率降低而下行。

　　与银行间市场流动性的宽松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银行向实体信用扩张“最后一公里”的传导渠道阻滞。从信贷与社会融资数据来看，贷款结构变化依旧不大，票据冲量明显。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贷款还是存款的流动性都依然在向居民部门倾斜，表现为居民的新增贷款和存款都多于企业。在银行风险偏好下降的局面下，其将资金配向居民部门，而非实体企业的意愿明显。存款和社融增速继续创新低，委托贷款、信托贷款等表外非标项目继续萎缩，股权融资较去年同期大幅萎缩，社会融资主要靠信用债和ABS等标准化资产来支撑，但信用债增量主要还是3A评级的债券增量为主，显示多数央企、国企仍是债券融资的主要受益方。

　　从总量结构看，我国目前融资方式仍主要是银行贷款，而股权融资和债权融资规模占比均不高。截至2018年第三季度，小微企业贷款余额占贷款余额合计比例仅为6.52%，金融资源在国有部门的低效配置与民营部门的融资饥渴并存的格局并未改变，资金使用效率低下。据世界银行2018年发布的《中小微企业融资缺口报告》统计，截至2017年底，我国中小微企业融资缺口达1.89万亿元人民币，约占同期GDP的1.7%。

　　从信贷利率上看，银行贷款中约占比十分之一的贷款利率为基准利率下浮10%，这部分贷款对象主要为国有企业，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民营中小企业即便可以顺利获得银行贷款，其利率通常也在基准利率上浮30%以上。

　　信用扩张的“最后一公里”

　　银行向实体进行信用扩张的“最后一公里”难题是银行间货币市场流动性宽松与实体企业融资艰难的真实写照。银行得到央行的增量基础货币之后，理论上的确增加了其信用派生的能力，但为何其对实体部门尤其是民营部门、小微企业部门的信贷投放仍然顾虑重重？其背后的症结既有信用扩张意愿不足，也受信用扩张能力的制约。两者叠加，导致了银行向实体企业信用扩张受阻。

　　第一，银行资本条件的制约。曾几何时，我国银行品尝过信贷质量恶化的切肤之痛。21世纪初，中国银行业濒临技术性破产的边缘。伴随中国银行业的改革重组，我国银行逐步建立起与国际标准统一的银行内控风险标准体系（以资本充足率CAR=资本/风险加权资产为核心），特别是在巴塞尔Ⅲ实施后，2012年开始，我国银行的资本充足率要求持续提高。未来几年，国际系统重要性银行还要按照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统一安排实施总损失吸收能力资本要求，与之对应，相关银行的资本要求还会继续提升。这自然会对银行资产扩张形成制约。

　　我国商业银行对于资产质量的严苛追求对于实现银行稳健经营、防范系统性风险、维护金融稳定、保护广大储户的利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尤其是对全球及国内系统重要性银行而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