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欧模式”受挑战，北欧国家“向右转”

　　“随着持续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将全球经济推向‘去全球化’方向，北欧国家这些小型开放型经济体也面临着严峻挑战。”瑞典哥德堡大学教授费尔曼在谈及以高税收、高福利为特点的“北欧模式”时这样说道。俄乌冲突爆发后，欧洲能源价格飙升、高利率、通货膨胀、债务危机都在推动“北欧模式”的调整。何为“北欧模式”?它的延续正面临着哪些挑战?北欧国家集体“向右转”，会最终走向何方?有专家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北欧国家的转变加剧了俄罗斯与北约之间的对抗，而右翼势力对本国现实利益的考虑也会为未来北欧国家对乌克兰问题的立场带来不确定性。

　　北欧五国纷纷转向

　　据欧洲新闻网4日报道，一名反穆斯林活动者上周日在瑞典第三大城市马尔默焚烧《古兰经》，随后引发暴力骚乱。过去几个月内瑞典已发生多起类似事件，造成瑞典和中东国家间的外交紧张局势。法新社称，马尔默近半数人口是移民或来自移民家庭，那里“几乎每天都会发生枪击和爆炸事件”。瑞典前首相安德森曾表示，瑞典接纳的大量移民未能融入社会，从而助长了仇恨和帮派犯罪。据瑞典广播公司报道，瑞典新任移民部长敏达马尔将于9月18日就任，她将进一步收紧移民政策。

　　当地时间2023年9月4日凌晨，瑞典马尔默，城市发生骚乱，人们看着汽车被烧毁。(视觉中国)

　　旅居瑞典20多年的陈先生告诉《环球时报》记者，瑞典近年来治安状况恶化，不少瑞典人的安全感逐年下降。陈先生认为，这与政府为节省财政开支采取撤销警察局、裁减警力等措施有关。此外，瑞典的医疗服务水平也在缩水，瑞典医疗正面临人口老龄化、医护人员短缺、医疗资源分配不均等挑战。

　　并非只有瑞典面临维持社会福利的挑战，在芬兰也有类似情况。据芬兰广播公司报道，芬兰总理奥尔波拟在4年任期内削减60亿欧元(约合471亿元人民币)的政府预算，并计划将享受基本社会保障援助的人数减少一半。政府希望减少人们对社会援助的依赖，以应对长期居高不下的失业率。

　　这些变化和挑战受到北欧学者的重视。瑞典哥德堡大学教授费尔曼认为，虽然北欧五国(包括丹麦、挪威、瑞典、芬兰和冰岛——编者注)并非完全相同，但其发展模式之间存在共性：均为小型开放型市场经济体;成功整合了市场经济与庞大的福利体系;建立了稳定的民主制度;腐败程度较低等。

　　如今，不仅“北欧模式”在转变，北欧国家政治转向也很明显。《欧洲时报》评论称，极右势力正在北欧崛起。去年10月，瑞典右翼政党联盟组建少数派联合政府，并与极右翼的瑞典民主党签署合作协议，以换取该党支持。今年4月芬兰新上台的右翼联合政府在集体谈判、为被解雇员工提供保护等政策上与工会立场相悖，引发工会极大不满。有分析称，若这些政策得以实施，芬兰将进一步远离北欧国家长期奉行的以社会共识为基础的政策导向。美国《华盛顿邮报》报道称，极右翼思想在丹麦已蓬勃发展。在丹麦去年的大选中，左、右、中间派政党组成联合政府，打破了该国长期以来左右翼对立的惯例。

　　此外，曾长期坚持中立政策的瑞典和芬兰在俄乌冲突爆发后开始与美西方及北约越走越近，这些国家过去坚持“武装中立”的立场，而现在却不断为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芬兰即将批准对乌克兰的第18轮军事支持，丹麦首相和挪威首相分别于8月21日和25日宣布向乌克兰捐赠F-16战机，瑞典政府8月向乌克兰提出新的总价值约为34亿瑞典克朗(约合22.4亿元人民币)的支持计划。

　　当地时间2023年8月25日，瑞典哈普松德，瑞典首相乌尔夫·克里斯特松与芬兰总理彼得里·奥尔波就两国防务合作等问题举行会谈。(视觉中国)

　　经济困难让北欧走向“亲商业”

　　“北欧模式”的初步探索可追溯到19世纪末期，当时因受到工业化大发展和19世纪80年代俾斯麦的大规模社保计划的影响，北欧地区开始推出大型社会保险法，并在此后不断改革和完善。

　　北欧经济在世纪之交时得到较快发展，爱立信、诺基亚等企业走向美洲、欧洲和亚洲市场。不过，美国《国家评论》杂志2016年发文称，北欧国家“正在抛弃‘北欧模式’”。据报道，北欧国家的初次转变始于冷战时期，身处两大经济集团中间使其经历了金融危机，被迫实施新自由主义政策，采取私有化、削减公共福利、向市场购买福利等措施，北欧社会自此开始具备一些“莱茵模式”和“英美模式”的色彩。

　　斯德哥尔摩大学的一份报告显示，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下，2009年，瑞典、丹麦、芬兰、挪威、冰岛的GDP分别萎缩5.2%、4.9%、8.3%、1.7%和6.8%，冰岛成为首个陷入主权债务危机的国家。此后的欧洲难民危机也使一些北欧国家出现就业难、养老难、社会不公加剧等问题，由此产生的降低成本的需求促使它们作出更“亲商业”的决策。

　　有分析认为，俄乌冲突爆发后“北欧模式”的转变比国际金融危机时期的转变程度更深。目前的高利率、通货膨胀、欧洲债务危机都在推动北欧国家政府对社会保障和劳动力市场进行改革。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研究所学者董一凡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经济上北欧国家高度依赖世界市场，因此疫情和对俄经贸关系中断对其经济造成重创。过去北欧国家的经济模式凭借充沛的发展资源和较少的人口来支撑，但如今它们的一些产业技术等优势在减弱，社会福利自然受到影响。不过，北欧国家强大的市场竞争能力依然存在，所以倒向美西方能够帮助其获得在能源安全和经济贸易上的补偿。

　　许多移民也为持反移民观点的极右翼政党投票

　　在当前欧洲周边安全形势恶化的情况下，移民和难民涌入北欧，造成了本土居民和外来居民在经济福利、文化宗教等方面的矛盾，尤其在瑞典最为典型。

　　移民问题在2015年欧洲难民危机后成为瑞典国内热点问题。瑞典政府去年表示，俄乌冲突导致欧洲“经历了二战以来规模最大、发展最快的难民危机”。

　　据欧洲移民信息网报道，瑞典是欧洲接收移民最多的国家之一。2020年，瑞典移民人口占总人口的19.8%。

　　在去年9月的瑞典议会选举后，法新社报道称，对犯罪率飙升的担忧使瑞典极右翼大本营的选民“团结在一起”。一位居住在瑞典的伊拉克移民表示，“人们对烧车、抢劫等情况感到厌倦”，甚至他的很多朋友自己就是移民，但同样因移民问题带来的社会问题感到苦恼，甚至也为持反移民观点的极右翼政党投票。

　　除社会安全外，一些瑞典人对移民的数量和质量表示担忧，认为移民可能威胁到瑞典的传统文化、价值观和社会秩序。据欧洲保守网报道，瑞典右翼保守派基督教民主党人阿克松说：“右翼保守派重视传统、家庭和社区，强调稳定性而非个人主义，不搞那些结果不确定的社会实验。”瑞典移民部长斯滕尔加德表示，近年来移民数量骤增，加之社会融合不力，导致瑞典社会排斥现象突出。

　　不少瑞典人仍对“入约”感到“莫名其妙”

　　美国《民族》杂志分析称，虽然瑞典和芬兰自1994年加入北约的“和平伙伴关系计划”起就开始与北约合作，但两国始终没有正式“入约”，并认为“北欧模式”与加入北约的做法格格不入。俄乌冲突改变了这种观点。按照规程，北约吸收新成员须经过北约所有成员国一致同意。去年5月，瑞典和芬兰正式申请加入北约。今年4月，芬兰正式“入约”。但瑞典极右翼政党“强硬路线”在该国多地组织反伊斯兰教集会等事件引发土耳其政府不满，土方因而拒绝批准瑞典的申请。不过，瑞典外交大臣近日表示，他仍对土议会10月复会后批准瑞典“入约”怀有希望，因为土政府在7月北约峰会期间已作出相关承诺。

　　有分析认为，丹麦、挪威、冰岛是3个最初的北约成员国，在安全上一直更加贴近以北约为旗帜的地缘政治对抗。以丹麦为例，即使该国政府2021年确立了“零庇护申请”的目标，并在移民问题上采取强硬立场，如撤销叙利亚难民居留许可、寻求在所谓“伙伴国”设立庇护中心等，但却立法为3万多名乌克兰难民提供庇护。

　　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严骁骁告诉《环球时报》记者，俄乌冲突是瑞典和芬兰放弃中立转而寻求加入北约的直接原因，地缘政治威胁使北欧国家过去的安全观念和安全环境受到较大冲击。此外，由于瑞典和芬兰是欧盟成员国，所以欧盟对华政策的“三分法”转向(即将中国视为合作伙伴、竞争者和制度性对手——编者注)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瑞典和芬兰对中国的看法，从而加强了与美国在大西洋联盟内的政策协调，特别是在信息安全、产业链安全、投资安全等问题上。

　　据《环球时报》记者了解，不少瑞典人仍对瑞典去年申请加入北约的决定感到“莫名其妙”。瑞典许多人对加入北约持有负面或怀疑的态度，认为这会损害瑞典的主权和中立性，也会激化与俄罗斯的对抗。而持赞同观点的人则认为，如果瑞典成为北欧国家中唯一没有加入北约的国家，那么在安全上可能会被边缘化，在外交上也将失去与芬兰的平衡或自身影响力。

　　北大西洋理事会网站发文称，目前西方国家在军援乌克兰的问题上出现了两派。一派是波罗的海国家、北欧国家和东欧国家，它们在地理位置上与俄罗斯更近，将乌克兰视作挡在俄罗斯和其他欧洲国家之间的“保护伞”，它们认为只有彻底击败俄罗斯，才能使其与“邻国和整个欧洲和谐发展”。瑞典国际发展部国务秘书曾表示：“援乌的成本看起来很高，但不抵制俄罗斯的成本将更高。”另一派是德国、法国、南欧国家及美国，它们力求避免“无法控制的局势升级”，俄罗斯驻柏林办事处负责人表示，西方国家对乌分批运送先进武器，并附加使用条件，这种有条件的支持旨在避免俄罗斯与北约之间升级为直接战争。

　　英国广播公司分析称，1939年爆发的苏芬战争最终让芬兰用10%的领土换取自身独立，因此对于许多芬兰人来说，俄乌冲突带来了一种“难以忘怀的熟悉感”，芬兰人担心类似的事情会发生在自己身上。

　　“加强内部团结是北欧国家应对各类危机的方法”

　　美国《华盛顿邮报》报道称，瑞典、芬兰加入北约后，将改变欧洲安全格局。有分析认为，北欧国家对俄罗斯在地缘上的战略缓冲作用将大大下降，未来尤其是在高纬度地区，会呈现两极分化态势：美国、加拿大和北欧五国为一极，俄罗斯和其他一些国家为另一极。

　　董一凡也认为，北欧国家的转变加剧了俄罗斯与北约之间的对抗。在此过程中，北欧国家一方面要加强自身防务投入，另一方面又要对抗通胀危机，作为一个依赖外部市场的经济体系，它们的经济发展前景并不乐观，而未来这种增长和收入的不匹配，也会投射出更深的社会矛盾，进而影响政治稳定性。当危机发生后，各政党为吸引选民势必要在政治立场上更加极端，这将导致各政党间难以达成妥协。

　　不过，辽宁大学国际经济政治学院副教授岳鹏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北欧模式”是北欧人民对维京海盗时期团队合作与财富分享文化的沿袭，虽然其形式在不断调整，但北欧人重视平等、信任和合作的内核短期内不会改变。而且，右翼势力上台后会更多考虑本国现实利益，所以未来北欧国家对乌克兰问题的立场可能出现不确定性。加强内部团结是北欧国家应对各类危机的方法，只有这样，北欧国家才能在绿色转型、北极地区开发等涉及其切身利益的重要议题上发挥更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