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和绿色经济将为中国发展提供新动力

　　2024年，中国经济会怎么走?它将面临哪些风险和挑战，又有哪些潜在的新动力?日本著名经济学家、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产业发展和环境治理中心(CIDEG)理事德地立人日前就上述问题接受《环球时报》记者专访。他认为，对当前的中国来说，比追求经济增速更重要的是阻止通缩。不过，要解决这个问题，并不存在一个“一本万利”的方法，必须发挥“综合拳”，同时还要做好这一过程可能需要相当长时间的心理准备。他认为，现在围绕中国经济的内外条件有了根本变化，中国需要找到潜在的新增长动力，比如数字经济和绿色经济。

　　德地立人

　　日本“失去的30年”有很多经验教训

　　环球时报：在不久前公布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中国政府把今年的经济增长预期目标设定为“5%左右”。您如何判断中国经济在2024年的表现?为什么?

　　德地立人：我认为中国政府综合考虑了中国经济各方能量，决定了5%的增长目标，应该算是一个合理范围。不过，要达到这个目标不是没有困难，比如房地产市场进入拐点、地方政府较高的负债、复杂的地缘政治等负面因素的影响都不能小估，因此今年或许成为疫情之后能否回归正常的关键的一年。

　　我认为，与其追求经济增速，中国当前最紧迫需要解决的问题是阻止通缩。在我的记忆里，中国改革开放之后出现过两次通缩风险，最近一次是在2015年，但很快就反弹了。更早的一次是在1997年发生亚洲金融危机时，当时在亚洲几乎所有的经济体普遍受到冲击，纷纷采取了降低本币汇率促进出口的政策，但中国采取了人民币不贬值，而扩大内需的政策，制止了亚洲金融危机进一步恶化。虽然政府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但人民币不贬值对出口影响较大，国内市场仍出现较严重的通缩。

　　我个人认为，现在的情况比亚洲金融危机后那几年的情况或许更严重，原因是围绕中国经济的内外条件有了根本变化，如外贸、高铁、房地产等可突飞猛进增长的、可吸收大量就业机会的“一本万利”的发展领域已经不在。人工智能(AI)等数字经济、绿色环保经济、智能现代化城市建设等新兴行业虽然是引领未来经济和社会的关键行业，但它们与以往的增长行业具有不同的特色，即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讲的“创造性的破坏”，也就是说它们的出现会颠覆性地改变和冲击以往行业。政府一方面需要积极发展新兴行业，另一方面还要重点解决房地产、股市等迫在眉睫的问题，应该说难度不小。

　　环球时报：有观点认为，当前中国经济的表现很像20世纪90年代的日本。您怎么看这一类比?今天的中国和当时的日本有哪些相同和不同之处?

　　德地立人：日本“失去的30年”有很多经验教训，但我认为最大的经验教训就是如何摆脱通缩。日本“失去的30年”的大体背景是，由于资产负债表的资产方即房地产和股市的崩盘，个人、企业都需要减少开支去还债，银行也坏账累累，变得非常保守。这样一来消费就会下降，消费下降带动物价和服务价格下降，这又导致通缩。通缩一旦出现，人们就会有一种预期，“今年买东西不如明年买，因为明年价格会更低”;企业会有预期“越加大生产，价格下滑得越快，盈利下滑，不如少生产，减少各种成本，其中包括人工成本”。

　　这样一来整个经济就会萎缩，野村综合研究所首席经济学家辜朝明把这种现象叫做“资产负债表萧条”。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国家能逆市而行加大投资，央行降低利息放缓银根，减少企业和国民的财务负担。日本的悲剧是，政府动作太慢、太小、不坚决，其结果是时间拖得太长，成本变得很高，挫伤了国民尤其青年人重振旗鼓的元气。

　　今天的中国和当年的日本有一个共同的问题，这来自资产端：中国房地产相关行业约占中国经济的三成，而房地产价格又被“炒”得非常高，加之80%的中国居民家庭已有第一套房子，以及“少子化”的影响，购买第一套房的家庭数量每年都在减少。因此，除了保障性住房外需求严重不足外，可以说，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已经进入了一个巨大拐点。

　　另一个相似性是地缘环境。上世纪90年代苏联的解体让美国感到一种“历史的终结”，以为自己已成唯一的“世界老大”，但在经济的许多维度上，日本却在超越美国，这使美国必须通过打压日本产业来保障自己的霸权地位。“汽车摩擦”“半导体摩擦”等就是其中的典型例子。今天的中美关系也有些类似当年日美关系的情况。

　　当然，中日之间也有不相同的地方，比如发展阶段不同。中国现在的城镇化率仍在60%以上，而当时日本的城镇化已经到了90%以上。再如，日本当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经超过2.5万美元，是一个相对成熟的发达国家了。这些不同之处对中国而言有利也有弊。利在还有发展空间;弊在如不能克服眼前的挑战，中国可能会陷入“未富先老”。

　　环球时报：针对上述问题，您对中国的经济决策者们有哪些建议?

　　德地立人：首先，要阻止通缩，就要对通缩的可怕性有充分认识。而要解决这一问题先要解决好房地产问题。但这里并没有一个“一本万利”的解决方法，只有发挥“综合拳”才能克服。同时要有相当长的克服时间的精神准备。

　　去年以来，中国政府已经在降息，这对资产价格的下跌起到一定程度的扶持作用;中国政府在两会期间表示将采取积极的、新的财政措施，也是正面信号。除此之外，我认为还需要继续出台适合各地实际情况的政策。同时，中国需要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

　　最有希望的领域我认为是数字经济和绿色经济。美国著名的金融投资集团KKR公司在去年的文章中提到，倘若去掉房地产负面因素的拖累，中国2022年的经济增长速度实际上能够达到6.7%。其中，数字经济为中国带来了3.1%的增长贡献，而绿色经济则带来了1.6%的增长。

　　我认为还有一点非常重要，即如何认知和向公众解释上述风险。我相信中国经济部门的决策层对中国面对的问题是清楚的。有关部门不妨把当前面临的困难、问题、要采取的措施向公众解释得更清楚，这不仅有助于安定民心，也可稳定外界对中国经济发展的预期。

　　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仍有巨大的发展潜力

　　环球时报：中国在为其经济增长寻找新动力，最近还提出了“新质生产力”的概念。您认为中国经济增长潜在的新动力有哪些?

　　德地立人：从去年底开始，国际半导体芯片需求触底回升，半导体行业有望迎来一个3到5年的上升周期。这背后的一大原因是去年人工智能市场爆发性的发展使新的半导体芯片、装置和技术的需求有了巨大提升。

　　中国是世界最大的“大数据”社会，加之拥有世界最大的制造基地。中国政府很早就认识到数字经济的重要性，并采取积极的产业政策。虽然目前碰到来自地缘政治的掣肘，无法从海外进口最先进的芯片、装置等，但总的来看，中国在AI领域仍有巨大的发展潜力。在绿色经济领域，电动车、电池、太阳能、风能等几乎所有有关行业，中国几乎都已排在世界之最。这种发展势头，对经济的拉动作用也很大。

　　此外，一个重要“增长点”是让更多民众分享到中国成为中高等收入国家“红利”。比如，为从农村到城市务工的人提供保障性住宅，为他们提供更好的医疗条件、健全健康保险和养老水平。这些东西表面上好像是一种花钱的“负担”，但如果人们生活稳定了，对未来有了稳定的预期，将有利于提高消费，减少两极分化，对经济发展是正面的。此外、教育、旅游、娱乐等第三产业，都可以促进消费均可成为新的增长点。

　　总之，我认为当我们在看待中国经济前景时，既要认识现当下存在的严重挑战，但也不用过于悲观。困难是长期的，但前途仍是光明的。但不解决好眼前的挑战，光明的前途是等不来的。

　　中企在海外设厂，是一个自然而合理的选择

　　环球时报：最近两年，很多中国企业出海东南亚、墨西哥等地，把产业链转移到那里。这也很像上世纪的日本。您怎么看待这一现象?这个过程是必然的吗?

　　德地立人：首先，这不是一个坏事。对企业来说，是为了生存和发展，这是一种必然行为。我们不去理解其背景就去指责“外出企业”是不公正的。以日本当年的情况为例，日本当时的国内市场处于通缩的过程中，企业要生存和发展就必须去海外，而日元升值促使它们更要去海外投资。我们看到，发展不错的日企如丰田、松下等，当年就是到美国、到中国、到东南亚各国进行投资。如若锁在日本国内，就只能苦苦挣扎或等死。日本是目前海外资产最多的国家，日本企业的海外投资占公司总资产15%，每年日本创造巨大外汇收入，也保持了日本企业的竞争力。

　　随着中国国内市场的成熟，中企在东南亚、欧洲、美洲设厂，是一个非常自然而合理的选择。它能替代出口压力，还能实现国内和海外优劣互补，提高竞争力。当然，有人担心，很多工厂搬迁到了海外，中国国内的经济该怎么办?这就需要采用各种措施来提升中国国内消费和有效投资需求。中国储蓄率仍高达40%，中国的银行存款也有130万亿元。这意味着，中国还有很大的投资和消费空间。消费和投资均需要民间和政府的共同努力，政府要发挥更大作用，给国民经济更充分的发展空间。

　　最后我想强调民企的巨大作用。首先，民企对市场更敏感，更易发觉民众和市场的需要，他们也是中国创新的中坚力量。同时，民企吸纳着全国八成的就业人员。因此，政府采取的任何相关政策，对民企必须是正面和积极的。